高房价不仅提高了生产经营的商务成本,也导致了“中国制造”正在不断丧失价格竞争力。笔者以为,这或许正是中国出口在近期陷入阴霾的重要内在推力。 中国出口总值7月环比下降了1.8%,同比增长了1.0%;而1至7月累计出口增长了7.8%,与10%的增长目标还有一段距离。纵观中国出口贸易的增长轨迹,除2009年金融危机时出现负增长外,其他年度增长率均在20%以上。比较今年和以往年份的中国出口贸易增长数据,严冬逼近的寒意十足。 中国当前的出口困境是否只是“欧债危机”时期的短暂“冬眠”,一旦世界经济好转,就会重回往昔岁月?对此,笔者没这么乐观。中国的对外贸易形势实际上已在悄然发生变化,高速出口增长岁月可能一去不复返。阿迪达斯生产基地的转移、加工贸易型外资的撤退,以及广东和江浙大量代工企业的困境绝非仅仅是危机时的暂时现象,中国经营商务成本和劳工成本的上升才是根本原因。在商务成本和劳工成本大幅上涨的因素中,高房价扮演了重要角色。笔者认为,高房价是中国出口陷入低迷的重要推动力量之一。 中国房价在进入新世纪(11.60,0.07,0.61%)以来经历了高速增长,尤其以大城市和东南部沿海城市为甚。增长阶段以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为界可分三个时期,金融危机之前的房价态势基本是稳步加速增长;金融危机时期房价有所回落;但危机之后出现了一轮短期的大反弹,之后较为稳定。价格上,全国平均房价水平从2000年开始至今,大致上涨了2.5倍,局部大城市和东南部沿海城市上涨幅度甚至达到了5倍以上。 不论高位的房价是否合理以及是否对经济增长有利,其对于出口贸易的负面影响和冲击是毋庸置疑的。影响渠道大致有增加了劳工成本、提高了生产和营销等商务成本、导致出口竞争力下降三个方面。 房价的不断提高会增加以货币表示的产值,导致货币供应量增加,当实体经济不能消耗这些货币供应时,就很容易引起通胀和物价上涨,结果会进一步提高劳工成本和商务成本。在人民币汇率较为稳定的情形下,通胀的结果等同于货币升值,从而导致出口竞争力下降。从国内分地区的出口贸易形势看,东南部沿海地区的出口增速缓慢,但中西部地区的出口增长迅速。观察那些出口增长快速的省份,房价普遍较低,如重庆、河南和广西等。这说明,高房价确实是影响出口的重要因素。 近年沿海地区出现的外出务工人员“返乡潮”和“用工荒”对立,并伴随工资上涨的局面,看似矛盾和无法理解,但实际上反映的是:一方面,出口型企业在原有的订单下,利润微薄,可以承受的工资上涨幅度有限;另一方面,房价和通胀引起务工人员生活成本急剧上涨,为了维持基本生活和必要的支出,他们可接受的工资已超过了企业维持出口订单可以承受的工资水平。进而出现了虽然工资上涨,但仍然挡不住劳务人员返乡的步伐。 对于目前的出口贸易形势,不少观点认为是贸易转型和质量升级的结果,是有益于经济增长的好事。这样的判断有一些道理,中国加工贸易确实存在附加值低、环境污染等问题,转型是必然。但按照经济发展的规律,这种转型应该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是随着经济增长,人们对于生活质量和水平的要求增加,进而工资提高,并逐步淘汰加工贸易和低附加值的产品贸易。但目前的情形是,工资的提高并没有增加生活质量,也不是因为人们追求更高的生活水平而引起上涨,而是因为高房价引起真实生活成本提高的结果,这种上涨不仅会引起出口下滑,也会带来失业的增加。所以,这种转型并不是健康的过渡和发展,而是“拔苗助长”式的逼迫。另外,高房价带来的商务成本和劳工工资上涨,同样会侵蚀一般贸易的发展。 当前中国出口贸易的下滑,直接动因是“欧债危机”;这种调整从长远来看,也可能符合贸易转型和升级的需要。但即便如此,高房价对于出口贸易的不良影响必须要充分认识并采取相关措施,不能任其发展,否则当其成为出口主要阻力时,为时晚矣。 首先,房价和出口之间的关联目前还没有被充分重视,但两者之间的联系是显而易见的,理该充分认识高房价对于出口贸易的不利影响及传导机制的重要性。 其次,稳定房价,抑制地产泡沫的滋生和蔓延。过高的房价不仅影响民生稳定和人民的基本生活保障,也会引导资源错误的配置,挤占实体制造业的发展空间,还会成为出口的阻碍。政策上采取相关措施,稳定房价,促进房价向合理区间的回归是保证经济健康发展以及维持“中国制造”竞争力的需要。 最后,在警惕加工贸易受到高房价负面冲击的同时,更要注意避免一般贸易遭受高房价的影响。劳工成本的增加是经济增长的结果和必然趋势,是难以改变的;但商务成本的下降仍有空间,因此,尽可能地采取措施降低商务成本,是当下为“中国制造”争取更多空间的可行选择。 (上海证券报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