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韩三国自贸区：一场超越经济的博弈

今年5月，在第五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上，中国总理温家宝、韩国总统李明博、日本首相野田佳彦宣布年内正式启动中日韩自贸区谈判。从2002年中、日、韩领导人峰会始，这一自由贸易区设想在建立了17个部长级会议机制和50多个交流对话机制后，终于在10年后迎来开启政府谈判的转折点。2011年9月，中、日、韩三国合作秘书处已在韩国首尔正式挂牌成立，成为三国之间第一个官方办事处，象征合作机制正式开始。然而，今年9月11日，日本“购岛”事件发生，中日韩自贸区的前景再次成为疑问。任何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都需要漫长的准备和谈判过程，但无论在全球范围内还是在东亚地区，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实践推进都是一个格外缓慢的过程。“对中日韩自由贸易区问题的讨论必须放到一个更广阔的进程之中：那就是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东亚地区的经济融合。”《经济区域主义中的政治：论东亚的地区经济一体化》一书作者、加拿大滑铁卢大学东亚研究和政治学副教授蔡国忠告诉本刊，“这是‘冷战’终结导致的全球政治经济环境变化、美国霸主地位下降、全球化趋势增强的结果。不同于欧洲的一体化过程，东亚的经济一体化发端于市场驱动的自发性的地区贸易和投资流，在1997到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后，制度化的地区经济合作才变成主题，中、日、韩这三个东亚最核心的经济体都开始日渐重视地区制度的建立。这和他们过去的政策是不同的。”上世纪的东亚，首先成为资源争夺之地。2000年以后，中、日、韩三国在东亚自贸区发展浪潮中，已经都有不俗的表现。至2012年4月，日本签署的13个“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已经生效，合作伙伴包括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文莱、东盟整体、菲律宾和印度等亚洲各国。韩国在与智利和美国签订了自贸协定后，也在与中国和澳大利亚等进行自贸协定谈判。目前，中国正与28个国家和地区建设15个自贸区，其中已签署10个自贸协定。中、日、韩基本上都围绕周边国家或经济体各自与外界商谈自贸协定，三大经济体间不但没有开启自贸谈判，中日之间在推进各自自贸区建设的过程中还呈现出了明显的竞争态势。一个明显例子是：在2001年中国与东盟签署自贸协定后，日本立刻加快了与东亚国家签署自贸协定的进程。“中、日、韩三国分别在东南亚及以外地区建立自贸区，而它们之间却没有尽快进行自贸区谈判的事实的确不同寻常。”美国美利坚大学教授、布鲁金斯研究会高级研究员、日本问题研究主席米莱亚·索利斯告诉本刊，“多年来针对日本企业的调查都显示，对这些企业最具吸引力的自贸区伙伴正是中国，两国贸易和投资的巨额增长证明了这一点。日本商业界相信，与中国建立自贸区能够促进他们在中国的业务，所以，我们必须意识到，这并非因为缺乏利益。”中、日、韩建立自由贸易区意味着什么？作为东亚最核心的三个经济体，2011年，中日分别为世界第二大和第三大经济体。中、日、韩的GDP占东亚地区GDP总量的75%。中日韩自贸区将是一个拥有15.2亿消费者、GDP总量达到12.3443万亿美元、占世界GDP总量19.6%的巨大经济圈。在全球范围内，它的贸易规模仅次于欧盟和美国。从三国贸易的比重看，2011年中日贸易占中国贸易总额的9.4%，占日本贸易总额的20.6%；中韩贸易占中国贸易总额的6.7%，占韩国贸易总额的20.4%；韩日贸易占日本贸易的6.3%，占韩国贸易的9.8%。中国已经是日本和韩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而三国之间卓越的贸易成就还是在较高贸易壁垒的情况下产生的。目前，韩国对中国的平均关税为10%。2010年，中国对韩国的平均关税为9.7%。2008年，日本虽大幅取消了对中国水产品、厨房用品和家用产品的特惠关税，但对农产品和鞋类产品征收至少30%的关税。目前，三国间贸易额仅占三国对外贸易总额的11%左右，仍然有较大的提升空间。过去10年里，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可能为三国带来的经济利益已经被各国的研究机构反复论证：随着自由贸易区内关税和其他贸易限制被取消，商品等物资流动将更加顺畅，区内厂商可以大大降低生产成本，获得更大市场和收益，消费者则可获得价格更低的商品，三国的整体经济福利都会有所增加。根据日本三菱综合研究的分析，在东北亚范围内，建立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正收益比任何双边自贸区都大，中、日、韩三国GDP将分别增长1.63%、0.23%和1.84%。而南开大学日本经济研究所的研究表明，在东亚地区各种自由贸易区（FTA）中，只要有中国和日本参加，中日两国GDP、出口、贸易均衡、增加值等方面将获得最大的收益。相反，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在没有对方参与的情况下与东亚国家建立的各种FTA，都将给对方造成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特别是对日本经济的负面影响更大。早在2003年，由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韩国对外经济政策研究院和日本综合开发研究机构联合组建的中日韩合作研究小组对三国的上市公司和与其他两国有贸易、投资关系的企业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中国企业中的85.4%、日本企业的78.7%和韩国企业的70.9%都对建立中日韩自由贸易区持积极肯定的态度。经济合作中的政治算计2002年在中日韩首脑会议上，中国率先提出了建立“中日韩自由贸易区”构想，表现出与日本加深经济合作的积极态度。但在当时，日本方面表示，“建立中日韩贸易区是中长期的考虑”，这一进程应当是：在日本与韩国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基础上，中国在适当的时候加入。在蔡国忠教授看来，中国的自贸区和制度化地区经济合作政策的态度从过去的怀疑和反对转变成了支持和参与，这源于国家实力上涨后在多边外交领域日益增长的自信。“在中国看来，东亚双边和地区性的自由贸易区不仅是进一步向世界开启中国经济、深化内部改革的新平台，也是推动机制化地区经济合作，为东亚共同体形成铺平道路的有效手段。以庞大的市场和增长的经济实力为杠杆，中国自信能在地区自由贸易区和东亚共同体中获得更大的影响力。”但在东北亚的区域合作中，虽然中、日、韩三国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可以构成垂直经济分工的基础，但在不同的发展水平下，各国所获得的利益不同，建立自贸区的目的和所采取的战略也容易产生错位。“对于中国来说，农业、纺织和电子部门将从自贸区中获益最大，石化和通讯设备行业的风险最高。对于日本，化工、机械制造企业、钢铁和汽车企业将得到最大利益，但农业的损失很大。对于韩国，化工、电子和纺织都可能有所收益，但农业也是软肋。”《日本与技术全球化政治》一书作者、美国圣塔克拉拉大学教授格里戈里·科尔宁分析说，“在这样一个收益和损失复杂交错的局面下，中日韩自贸区的谈判必然是一个令人生畏的政治挑战。”日、韩对于三国自贸区合作有一些共同的担忧。“自贸协定达成的关键是各国能够找到谈判的共同目标，但三国的目标并不一致。中国对政府采购和服务业自由化这些日、韩感兴趣的方面并不感兴趣，反之，日、韩不愿意涉及农业。”英国利兹大学教授、全英中国学研究所主任克里斯托弗·登特告诉本刊，“农业政策在日本和韩国都是非常敏感的话题，两国都在为了食品安全和国内政治因素保护他们低效率的农业，这也是日韩自贸区谈判在2005年进行了短暂的几轮之后破裂的原因。”贸易收支的不平衡也让日本在与中韩建立自贸区的问题上格外小心。2011年，韩中的对外贸易总体呈顺差，而日本出现了31年来的首次贸易逆差，逆差额总量312.52亿美元。在中日贸易中，日本对中国贸易逆差为217.06亿美元。这进一步加剧了日本对中国开放市场的敏感。但显然，参照中、日、韩三国各自已经签订的各种双边和多边自贸协议，这些障碍并不是新问题。在贸易保护主义之外，“政治考虑是非常重要的拦路石”。布鲁金斯研究会高级研究员索利斯告诉本刊：“自由贸易区是政府间的谈判，当外交关系因为历史和领土问题紧张时，贸易谈判的动力也就消解了。”“我认为中日韩自贸区对于三个国家来说都是‘必须’，它能够加强三国间的官方和非官方交流，在互信基础上强化问题解决机制，共同抵御东北亚安全威胁。但它的实现，取决于三国间是否能够实现和解。”韩国高丽大学国际研究院院长朴成勋说。一些观察家注意到，虽然中日之间有强大的经济利益，但日本依然回避与中国建立更加紧密的经济关系，两国的经济合作仅限于以市场为导向，以贸易和投资为主要形式的功能性合作。“尽管在‘冷战’后，经济关系在国家的外交中成为日益重要的因素，东亚经济体的相互依存度也在不断增加，但在东亚，很大程度上，经济关系依然建立在政治关系的现存框架之下。”蔡国忠指出。根据日本外务省经济局的报告，日本参与东亚地区合作的战略目标有三个层次：一是使对外投资企业获得较高的收益，降低贸易壁垒，保护投资利益；二是通过自贸协议促进国内结构改革；三是将自由贸易协定作为经济、外交、安全保障的综合体，重视外交、安全和政治战略。日本认为，合作参与国之间的政治、外交关系应该十分密切或有密切发展的潜力。从这个意义上说，中日之间不仅存在合作障碍，更存在竞争。在韩国延世大学教授、国际研究院院长孙律看来，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是一个转折点。“金融危机冲击了日本的金融部门，关于日本不再能扮演地区重要角色的批评四起。相反，中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政策，为数个东南亚国家提供低息贷款，与美国针对危机的新自由主义政策针锋相对，由此显示了自己在大危机中担负责任的能力。日本的地位坍塌了。”孙律认为，日本由此开始重新定义它在地区重组中的角色：“2005到2006年，时任外相麻生太郎发表了一系列讲话。他把日本定义为亚洲的思想领袖、普世价值的领跑者、地区军事和经济的稳定器等等，这些努力都是为了在失去经济优势的局面下，增加日本在地区领导地位的合法性。日本对于地区化的新想法主要是出于21世纪初中国在东南亚影响力和经济实力的蓬勃增长，中国已经成为地区经济一体化的核心，日本必须拿出一套地区设计抵御中国的领导地位。日美联盟这样的‘硬’平衡已经不再足够，因为中国不但不在经济上依赖日本，其软实力也在增强。”韩国高丽大学国际研究院院长朴成勋告诉本刊，在过去10年里，全球和地区范围内的最主要变化是日本的停滞不前和中国作为全球性力量的崛起，而这实际成为中日韩自贸区实现的障碍。“当中国积极推进自贸区时，日本显然是中、日、韩三国中对与中国建立自贸区最为不情愿的一个，东京的犹豫只能用非经济因素来解释。”蔡国忠说，“日本担心在这样的自贸区里，中国将处于主导地位，这种恐怖不仅反映在对中日韩自贸区的政策上，也反映在它对东亚集团构想的政策上。东亚峰会曾经被认为是建立一个真正的东亚集团的尝试，但在日本以及印度尼西亚的坚持下，像澳大利亚、印度这样在东亚地区以外的国家也被邀请参加2005年举行的第一次东亚峰会，这显然是因为日本希望借助外部力量平衡中国在东亚峰会内部的影响力。在2011年，东亚峰会还将美国和俄罗斯吸收了进来。”“长期以来，日本对亚洲其他国家具有极强的优越感和自封的‘使命感’。”蔡国忠说，“但自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一方面，日本的经济持续衰弱；另一方面，日本也日益意识到它的未来命运已经越来越和亚洲地区联系在一起。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国内出现了所谓日本重新定位的呼声，也就是所谓的‘脱欧入亚’，重新回归亚洲，特别是与正在崛起的中国结盟。尽管如此，从整体上看，日本还是不愿接受它的影响力下降的现实。正是在这种心态下，如果日本加入了一个由中国主导的区域安排，也就表明日本正式承认了地位下降的事实，不再是一个全球重要性的大国，这对目前心态下的日本，当然是无法接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