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及温州，人们第一时间就会想到皮鞋；提及皮鞋，人们第一时间就会想到温州。关于温州皮鞋的故事，不胜枚举。
欧盟反倾销
2万名中国工人因此失业
约20年前，珠三角和浙江温州的鞋企在国际制鞋业界崭露头角，它们生产的皮鞋物美价廉，迅速征服欧美消费者。温州奥康，是其中的代表企业之一。
中国鞋业的异军突起，让欧洲人心情复杂，一方面，欧洲的老百姓得以穿上性价比更高的皮鞋；另一方面，欧洲本土鞋业遭受到猛烈的冲击。作为传统的皮鞋生产国，意大利和西班牙制鞋业界的反弹尤其大，他们开始想方设法把中国皮鞋这个可怕的对手拒于国门之外。
在这些利益相关者的游说下，欧洲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对中国皮鞋实行“进口配额”限制，进入欧洲市场的中国皮鞋数量都是事先设定的，超出部分要额外征税。进入21世纪的头几年，欧盟给进口自中国的皮鞋设置的配额是1.4亿双，超出的部分将被征收23%的惩罚性关税。
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这一不合理的贸易壁垒难以为继，2005年，欧盟解除了对中国皮鞋的配额限制，中国制鞋业界兴奋不已。这一重大利好消息是可以预期的，王振滔早有准备，2004年，公司的国际产业园投产，预计年产300万双皮鞋，主要销往欧洲。
好景不长，正当王振滔鼓足干劲准备抢滩欧洲时，2005年7月，坏消息传来：欧盟委员会决定从2006年10月5日起，对进口自中国的皮鞋征收反倾销税，税率为16.5%，为期2年。虽然反倾销税无需中国厂家直接交，但欧洲采购商会在谈判时想方设法把这部分新增成本分摊给厂家。受欧盟反倾销影响，奥康国际产业园300万双的年产目标那几年始终无法完成。
宏观面上，据中国皮革工业协会统计，反倾销税导致中国输欧皮鞋产量减少两成，造成中国约2万名工人失去工作。
五鞋企反击
遭遇欧盟法院置之不理
何为倾销？——一国的企业以低于其国内市场价或成本价，将商品抛售到另一国。
据介绍，欧盟委员会在仲裁中国鞋出口是否构成倾销时，选择第三国巴西的价格作为参照，来估算中国鞋的成本价。
奥康鞋业国际贸易发展部经理李海军说，这显然是不合理的，因为当时中国的制鞋成本明显低于巴西，不能因为中国鞋卖得比巴西的成本价便宜，就武断地推测中国鞋以低于成本价倾销。对于欧盟委员会的反倾销决定，奥康上下愤愤不平。
“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王振滔决定做“出头鸟”。2006年5月18日，王振滔联合全国百名鞋业老板相聚重庆，共同发表了“重庆宣言”，呼吁中国鞋企积极维权。作为吹响集结号的“带头大哥”，王振滔还拜访商务部、外交部、中国皮革协会和WTO问题专家等各方人士，得到了各方的支持。
4天后的5月22日，作为行业代表，奥康的“抗辩团”到了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欧盟委员会“对华鞋产品反倾销听证会”现场，据理力争。不过，他们最终未能说服欧盟，10月5日，反倾销令正式生效。
随后，“重庆宣言”凝结的行业统一行动力瞬间瓦解。“同行们大多这样想：我只是一个小小的民营企业家，我有什么能耐去挑战欧盟委员会？这不是以卵击石吗？千辛万苦打赢官司了，整个行业跟着沾光受益；打输了，律师费、诉讼费都得自己掏。这是活雷锋干的事。”
王振滔告诉记者，如果仅从自家的成本、收益考虑，奥康没必要出这个头，因为外贸占奥康产值的比重很小。尽管如此，奥康还是跟另外4家广东、浙江的鞋企一道，把欧盟委员会告上了法庭。
他们聘请的律师是中国反倾销领域为数不多的实战专家之一——蒲凌尘。2006年12月，蒲凌尘向欧盟一审法院递交诉状，状告欧盟决策机构——欧盟理事会发布的对中国皮鞋征收16.5%的反倾销税不符合欧盟法律。
经过旷日持久的答辩和审理，2010年3月，欧盟初等法院驳回了这5家企业的诉讼请求。
孤军逆转
这不单单是奥康的胜利
此前，欧盟委员会给这项反倾销税设定的期限是2年，2年后的2008年10月期满，欧盟委员会启动复审，复审期间反倾销税照收不误。2009年1月，欧盟委员会复审组姗姗来迟，3名复审员来到中国，实地核查了奥康等代表性鞋企的情况。根据要求，王振滔花费了大量人力，整理出与企业生产、销售有关的几乎所有账目。李海军当时负责迎接、陪同复审组，忙得不可开交。
但这却是白忙乎了一场，2009年12月，欧盟理事会决定将对华皮鞋16.5%的反倾销税延期15个月，于2010年1月开始执行，这给中国鞋企带来了沉重的打击。2010年3月欧盟初等法院对5家中国鞋企诉欧盟委员会一案作出裁定后，中国制鞋业界更是陷入了绝望。
据了解，一审耗时3年多，5家企业在诉讼上的花费都在百万元以上，奥康花了200多万元，这些钱最终都打了水漂。另外4家鞋企决定“到此为止”，王振滔却想继续“死磕”，因为如果无人上诉，欧盟极有可能会在15个月的延长期结束后续征为期5年的反倾销税。
对于中国皮鞋在欧盟遭遇的贸易壁垒及令人失望的一审结果，中国政府于4月8日上诉WTO，请求设立专家组，正式启动世贸组织争端解决专家组审理程序。政府的态度激发了王振滔的斗志。
更重要的，则是蒲凌尘律师的胸有成竹。王振滔始终信任蒲凌尘的专业能力和敬业态度，蒲凌尘在发现案件的突破口后，也对王振滔掏了心窝：“如果上诉输了，除了最基本的开支，其他费用我自己出。”
2011年3月，一个喜讯从欧洲传来：欧盟委员会于3月16日发布公告称，从2011年3月31日起对中国产皮鞋停征反倾销税。就此，中国鞋企持续近5年的反倾销制裁宣告暂时终结。
奥康的上诉迟迟没有结果，反倾销税的终结，让人们有理由相信看好奥康。终于，今年11月15日，欧盟高等法院下达判决书，因法律技术性关键点，推翻欧盟初等法院的一审裁定，奥康赢得了最终的胜利。
“奥康的胜诉使得之前欧盟委员会针对中国产皮鞋征收反倾销税的措施失效，欧盟委员会将赔偿奥康两次诉讼的费用（500多万元）。与奥康有贸易关系的欧洲进出口商原则上亦可从欧盟退回6年来被征收的反倾销税。”蒲凌尘说。
对话王振滔
“可以被打死，不能被吓死”
记者：你认为这起反倾销官司的本源是什么？
王振滔：欧盟的有关官员当时不了解中国，对中国市场缺乏调研。他们当初很怕中国皮鞋冲击他们的就业，更何况，这些年欧洲经济形势也不好。
6年过去了，全世界都知道中国是个大市场，欧洲企业也都想把产品卖到中国，如果欧盟再对中国设置贸易壁垒，就得考虑相应的后果。
记者：你认为这场官司的意义何在？
王振滔：我们希望通过这个案例，让中国的企业家“走出去”的时候更有底气，敢于维权。我们把现成的案例摆在这里，其他企业遇到类似问题可以借鉴，不用怕。中国在海外遭遇反倾销麻烦的行业并不只有鞋业，还有光伏行业等等。
记者：一审败诉后，另外4家企业都罢休了，你为何要坚持上诉？
王振滔：人可以被打死，但不能被吓死，哪怕面对的是欧盟。虽然就我们企业自身的经济核算来说，打这场官司并不划算，但我认为企业家得有这份责任感。反倾销涉及的中国制鞋企业有1240家，涉及劳动力200万人，反倾销危及他们的饭碗。
我也不光靠一腔热血。一审虽然输了，但我对我们聘请的律师有了较深的了解和充分的信任，我知道他们代理这个案件不是为了钱，他们有职业追求和抱负。我们的律师多次到工厂实地调查、调研，最终得出结论：欧盟对我们的认定与我们的真实情况不一致，有信心上诉成功——即使不成功，也能讨到一个明确的说法。
记者：官司打了6年，企业受到了哪些影响？
王振滔：我一直没抱“官司必须赢”的想法，就当交学费学习吧。
果然，6年间我们企业因为这场官司成长了。6年前，我们公司没有单独的法务部，只有两名法务人员挂靠在其他部门。6年间，我们意识到了法务的重要性，如今已有十多名法务人员，成立了专门的法务部，他们在这场官司中得到了难得的学习机会。
另外，通过这场官司，我们跟欧洲同行取得了深入的沟通和交流，并让我们接触的政府官员和欧洲企业家真正了解中国和奥康。
记者：你认为中国行业协会未来有哪些可以作为的空间？
王振滔：中国的行业协会可以做更多的事情，比如：组团到国外考察，组团到国外设立机构。协会先“走出去”，先把服务铺开，方便中国企业“走出去”。单个企业人才不够、财力也不够，协会却有它的优势：资源共享，而且很容易跟国外业界进行深入沟通，这是单家企业做不到的。
记者：随着中国生产成本的攀升，“中国制造”在海外陷入反倾销麻烦的可能性是否在下降？
王振滔：的确，6年前欧盟官员对中国不了解，他们现在看中国的眼光跟6年前已经不一样了。这6年间，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国内市场越来越大，老百姓收入水平大增，沿海地区劳动力工资每年的增速都达到了两位数，欧洲人的工资却没怎么涨。十八大指出到2020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翻番，未来中国的劳动力工资肯定还得涨。
中国企业“走出去”，未来要加强拓展品牌和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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