纺城之惑 有多少“花样”游离在“灰色地带”？

　　核心提示：不久前，包括方丹红在内的几位轻纺城市场经营户，经营多年的20多种花样被人登记，这些经营户也转眼成为被告。在经营者看来，这是一起司空见惯的诉讼。然而，原被告双方罕见的对抗气氛，却不由得激发人们追问：到底谁才是真正的权利人？这一追问，几乎道出了近几年轻纺城所有花样版权纠纷中的困惑。

　　然而，一个现实尴尬是：原被告双方可能都不是真正权利人，而部分真正的权利人却并不在乎自己的这一权利。因为这一点，大量权属不明的花样在轻纺城流通，形成法律明文保护的“灰色地带”，这些花样也成为经营户们的“定时炸弹”。在轻纺城内，让方丹红类似的遭遇不再重演，也就成了当务之急。

　　A困惑

　　有多少“花样”游离在“灰色地带”？

　　“中国轻纺城市场上到底有多少种花样在流通？”

　　谈到这个问题，即便是相当熟悉业务的绍兴县工商局轻纺城分局副局长丁黎明，也坦承“说不出来”。这不单单是丁黎明的困惑，如今的轻纺城，相信任何一个人都没法将流通其间的花样种类报出一个确切数字来。

　　去年，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一份法律文书披露，目前中国轻纺城市场上出现的花型图案起码在10万种以上。然而，这也仅仅只是个概数。

　　为什么轻纺城流通的花样无法统计？原因正在于大量的花样没有登记在册。那么，在整个轻纺城这类未登记的花样又有多少？

　　丁黎明告诉记者，2000到2008年间，整个中国轻纺城登记的花样不足1000种。自2008年中国轻纺城花样登记管理保护办公室(俗称“花样办”)成立以来，从这里登记出去的花样大约有1.6万个，仅仅去年，就登记了4800多个，而去年全省花样登记的种类也才1万个左右。“从这个办公室登记出来的花样版权，就占了全省的半壁江山。”

　　若以整个轻纺城花样有10万种以上论，目前未经过“花样办”这个主要登记窗口登记的花样所占比重已在80%以上，即便排除在其他口子登记的花样，轻纺城未登记花样的数量比例也是相当惊人的。

　　那么，这部分未登记的花样处于一种什么状态？

　　从记者调查的情况看，这些花样主要分为三类：一类是原创者虽未登记但已在QQ空间上予以发布作为原创证据；第二类是原创者仍放在自己的花样库，出于保密尚未登记也未在空间或其他网站上传；第三类是市场经营户通称的“公版”，也就是在市场上流行多年，早已找不到“主人”，大家都在用的那些花样。

　　在这三类花样中，第三类花样处境可以说最为尴尬。这些权属不明的花样往往游离在法律明文保护之外的“灰色地带”，它们的权利归属问题平常从未进入人们的视野，一旦发生版权纠纷，要界定它们的权利归属往往成为棘手的难题。

　　B尴尬

　　真正的权利人并不在乎自己的权利

　　权属不明的花样纠纷一旦走上法庭，对当事人和法院来说，都是一种尴尬：因为追问到最后，原被告双方可能都不是真正的权利人，而真正的权利人又不会主动现身。

　　绍兴县人民法院民三庭的一份调研报告显示，这些年来，该庭受理的花样版权纠纷案中，被告人对于原告的起诉，内心大多是不信服的。被告中绝大多数的理由，就是认为原告也并非权利人，因而无权主张权利。

　　这些抗辩理由也是各种各样。有的被告认为自己经营的花样是“公版”，几年前就流行；有的认为双方都是抄袭国外或外地；有的直接指称原告没有创作能力；有的被告宣称自己在原告注册前就已经进行了版权登记。然而，一个奇怪的现象是，持这些抗辩理由的被告几乎都无法证明自己是原创人。也就是说，真正的权利人可能另有其人。

　　对于这种现象，轻纺城北市场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经营户解释说，这其实是多年形成的一种“潜规则”。“虽然市场上流通的很多花样都不是经营户创作的，但大家都在使用，而且用了很久，早就把它当成公共的东西，如果有人将这个花样做了登记说是自己的，无疑是破坏‘潜规则’，犯了众怒。在大家看来，这种行为就是‘缺德’的。”

　　另一方面，有人正是看到了市场流通的花样权属不明，通过种种方式将不属于自己原创的花样登记在自己名下，继而向法院起诉索赔，并把这当成职业。这种带“恶意”的“抢先登记”，更是令市场经营户深恶痛绝。一位经营户直言不讳地告诉记者，“一个花样索赔3万元，打一次官司，涉及到几十个花样，如果原告胜诉马上就发财了，比我们辛辛苦苦一年赚的都多。”

　　一边是牟利诉讼，一边又无力提供反证，审理这类案件，法院也是如坐针毡。

　　绍兴县人民法院民三庭庭长陈伟告诉记者，版权登记证书确实并非权利证书，但裁判者在无法确定创作人的情况下，只能根据优势证据原则，将作品最先持有人推定为创作人。因此，抢先登记、恶意登记往往有证据效力，客观事实与法律事实之间常有差距，如果被告不拿出反证，往往就要遭遇败诉风险。对法院来说，胜诉的原告只是推定的权利人，如果真正的权利人过后主张权利，法院就可能承担判错案的风险。这也正是陈伟的忧虑所在。

　　正因为如此，民三庭在轻纺城内开设了一个“涉诉花样公示栏”，这一方面是对真正权利人的保护，其实何尝不是对法院自身的保护。陈伟也一直主张，最重要的是，真正原创作者应该及时主张权利，这样，整个轻纺城花样版权保护也才更加顺畅。

　　C追问

　　轻纺城成千上万的“花样”都从哪来？

　　但是，那些真正的原创者又在哪里？

　　从记者大量走访市场经营户的实际情况看，这些花样，只有少部分是经营户们原创或者通过正规途径购买。除此之外，相当大一部分都是被他们视为“公版”的花样。而这些所谓“公版”也并非没有真正权利人，它们往往是从大企业里流出来的。大企业研发能力强，花样更新换代快，一个花样往往做一单生意也就不要了，而这正好流入市场为大家“公用”。

　　这种情况的发生，尤其以“四大花王”及一些大型的印花企业最为明显。

　　浙江红绿蓝纺织印染有限公司(简称“红绿蓝”)副总经理黄新明告诉记者，到目前为止，公司设计的花样达2万只，但是，真正登记的只有1300多只。“一般来说，市场销售好的，我们才会去登记，没有登记的花样，我们一般上传在自己QQ空间上。”对于大量弃之不用的花样流入市场成为“公版”，黄新明表示也很清楚，但他们根本无暇顾及。

　　那么，这种流入市场成为“公版”的花样又有多少？

　　丁黎明给记者提供了一个数字：目前，轻纺城市场上的经营户有2万多家，最保守估计，有花样设计研发能力的至少有500家。另外，轻纺城还有107家专门从事花样设计的公司。也就是说，如果这些企业每年都有一部分花样流入市场，那么日积月累，整个市场上的“公版”花样也就随处可见。这些看似权属不清的花样，也最易发生版权纠纷。

　　处于“灰色地带”的花样，还有一个重要来源，就是令人深恶痛绝的仿冒。

　　在中国轻纺城，一直存在着这样一个现象：有些公司开发了一个新花型，尽管还处在试样阶段，但市面上却已有人挂出了该款产品。究其原因，加工企业和内部员工成为泄露产品核心信息的“源头”。正是因为这一点，黄新明说，“红绿蓝”每个月在精工大厦展示中心展出的花样，一定要将最好的保留不拿出来，否则马上就会被仿冒。

　　遭遇被仿冒，浙江益众纺织服饰有限公司(简称“益众”)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

　　据“益众”负责人沈建华介绍，他曾雇佣过一个员工，对方干了没几个月就“跳槽”了。没几天，沈建华便发现市场上有家门市部在卖跟他一模一样的花样，以至于有些客户还以为他开了新店。后来，他才知道，这家门市部老板正是那个员工的舅舅。那名员工来公司工作的真正目的，是来获取“益众”的样品及客户资源等信息。

　　D途径

　　两种尝试：“公益花样库”和“画稿交易会”

　　在业内人士看来，在大量来源不明的花样充斥轻纺城的现状下，方丹红等几名经营户所经营的花样被人抢先登记并被起诉，已是一个极普遍现象。它表面上是“广东登记浙江不登记”的问题，但实质上却是“无主”花样如何确权的难题。

　　记者从绍兴县人民法院了解到的最新情况是，方丹红被诉一案中，双方都不愿意调解。这一案例已经证明，在花样权属不明的情况下，抢先登记带来的往往是原被告双方的剧烈对抗。这是真正权利人不积极主张权利所带来的后患，如果这些花样的权属始终得不到明确，这种后患也将一直存在。

　　然而，更大的难题是，如何让这些处于“灰色地带”的花样权属变得明晰？

　　绍兴县人民法院民三庭副庭长李籽苏在深入调研后发现，轻纺城部分市场主体没有花样来源，或者承担不起花样版权购买成本，如不抄袭，将丧失从事轻纺贸易谋生的手段，其对司法导向的责难，裁判者更是难以应对。若真的加大司法打击力度，遏制该部分市场主体的侵权，很可能将该类市场主体挤出市场，引发一时期内市场经营户数量的下滑。

　　在这一现实情况下，绍兴县人民法院民三庭庭长陈伟主张从该类市场主体利益出发，建议司法协同行政机关、商会等行业组织，鼓励民间力量建立公益性的花样库，收集市场上的通用花样在地方市场进行公示，或者建议大企业捐赠自己研发而又决定不用的花样，使轻纺城大部分中小市场主体有花样可免费选择。

　　在陈伟看来，这种形式既鼓励了花样创新，又不绝现行大部分市场主体的生存之路。在中国轻纺城特定市场内，法院可以像认定QQ空间、搜狐、新浪等知名大型网络服务商一样，认定该公益性花样库花样来源可作为被告免责事由的初步证据。

　　其实，行政机关也有类似的思路。

　　轻纺城工商分局副局长丁黎明就告诉记者，他们也在设想通过画稿交易会的形式，为经营户与花样创作者搭起一个平台，让他们双方通过买卖或者其他方式达成花样使用协议，如果这种机制能推广开来深入人心，轻纺城的花样权属也就能更加清晰，花样版权纠纷也有望大幅减少了。